旅居美国纽约的中提琴兼二胡演奏家林维洋，并不是一般人脑海中认知典型的商会会长，他不是来自企业高层，也没有一手管理家族大企业的背景。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背着二把乐器的他，却是在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青商会（以下简称 “世青”）这样一个历经多年运作、制度严谨的国际组织中，引发深刻共鸣与改变的人。
林维洋的出现，打破了各洲组织成员对青商会会长的既定领导者印象，也重新谱写了原有的文化权重，“我没有什么管理的策略，也不倚赖会长的职称或权力，我每一天在做的，是以艺术的敏感度与人文的厚度，一步步靠近每一位成员的内心。”
卸任世青会长职位后的林维洋，接受英国全球领袖影响力媒体《The Icons》艾肯氏国际名人志专访时回忆，一场场在各国召开的会议固然重要，但他更有成就感的还是以音乐为桥梁、以文化为途径，把过去被程序与规则塑造出的商会样貌，转化为一个跨越文化与洲际的对话平台。
“非常感谢代表各洲的副会长和所有伙伴的陪伴，我们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也充满欢笑的一年。我的确和历届会长不大一样，也很荣幸为世青带来了不同的色彩。如果问我支持自己一路走来的最大力量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文化’以及‘愿景’，就是要让台湾走出去。”
从不被理解，到逐渐靠近
“从我决定参选开始，确实面临不少质疑。”他说得平淡，却真诚。
当年他决定参选世青会长时，不少人困惑：一位艺术家？商会会长？这样的组合听来“并不合理”，而往届的会长，也几乎清一色都是各国台商中掌管大规模企业的青年领袖人物，或家族企业接班人。有人质疑他的资历，也有人不理解他的动机，更多人则对他的风格感到陌生，因为他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商业领袖”。
然而，他没有急于证明什么，从决定要参选的那一刻起，他选择的就是以更为缓慢但深刻的方式走进人群，从最根本的互动开始：“我不是要说服大家我可以做什么，而是让他们知道我是谁、我为什么来。”
回顾从参选开始，一直到卸任，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走遍六大洲不同国家，和各地青年领袖交流，参加超过三十场地方年会与聚会，有些是官方活动，有些是小型座谈，比如在越南的讲座上谈艺术与文化，在纽约的晚宴中自弹自唱，在基督城筹办慈善音乐会等。
“我背着我的琴，用音乐建立链接，用饭桌旁的闲聊交换真实的想法，也用自己一次次的现身，让那些原本或疑虑重重、或求好心切的伙伴，看见我的坚持与初心。”
商会会长不只有一种样貌
“我不一定让组织发生什么剧烈的变化，但我想，自己让大家重新思考了一件事：原来会长也可以是这另一种样子，而商会也可以存在着另一种温度。”
这句话，乍听之下轻描淡写，实则是他这一年最深层的体悟。在世青这个拥有严谨传统与组织逻辑的体系中，会长一职一向代表着行动力、资源整合与制度执行，但在他手中，这个角色被重新赋予了文化意涵与情感的维度。
林维洋说，商会会长的角色不只是组织的象征，更像是在任时的文化载体，而他并不把自己定位为资源的分配者，而是共鸣的引动者。他用一场场演出、一段段对话，解构了“会长”这个身份长久以来的固定形象，并邀请大家一起想象：领导者，是否也可以是创作者、协调者、情感的引导者？
“我另外也想强调，因为出发点并非金钱与利益，通过音乐，就更能拉近彼此的关系，建立信任。”林维洋说，因为信任存在，资源共享就会顺畅。当然，要整合全球各地的青商，也存在挑战，比如六大洲、每一个国家的台商、青商会，风格都不同：
“比如在亚洲区，因为会员密度最高，长年以来也是各方声音最多、节奏最快、会议最繁复的地区之一。但我就在亚洲看到了特别明显的改变。所有的问题来到我面前，我选择直面，每一场会议都出席、每一个质疑都倾听，必要时我一定飞到当地与持不同意见的人面对面交谈。”
林维洋说，这些努力的结果，是让原本最尖锐的一些声音，最后都逐渐沉静下来，他能够感受到的是，身在其中的人看见了他的诚意，感受到他真实的付出。
像室内乐一样的领导方式
身为音乐家的林维洋，形容自己在商会中的领导风格是“像在演奏室内乐”：“每个人有自己的声音，也都有属于自己的角色，但重要的是怎么彼此聆听，互相搭配，最后完成同一段乐章，这就是室内乐的特色。”
在林维洋看来，真正的协调，不在于掌握节奏的人声音最大，而在于所有声部能否找到共识，在彼此差异中维持平衡。这样的哲学来自他多年的演奏经验，也影响他处理组织大小事的方式。他不喜欢拍板，也不爱独断，林维洋总是把方向抛出来，让不同地区的会长与伙伴参与讨论，再一同决定要怎么做：
“我不想做那个‘一言堂’的会长，我更希望成为一个可以让大家安心开口的人。因此，我也常跟我的委员会干部分享，希望大家一起倡导不以控制为前提的领导，把重心放在耐心与感知力的合作。”
他认为，在多语言、多文化、多组织背景的世青体系中，倾听与理解的能力，远比效率与制度来得重要。他细致观察每一洲的工作节奏与文化偏好，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有时他用音乐打开对话的契机，有时他用陪伴与等待，换来地方成员的信任。
繁星从世界不同角落聚拢
在林维洋担任世青会长任内，也推动了《世青之歌》的诞生与演出：“《世青之歌》的诞生，来自一个单纯的信念，我们的组织需要自己的声音。”
林维洋说，这首歌不是为了表演而创作，而是为了让各州世青成员们彼此在漫长的地理距离与文化差异之中，有一种可以共同呼吸的节奏。林维洋担任会长期间，亲自监制，从零开始，所有干部们一起讨论概念，最终邀请文化创意委员会主委黄腾葆创作词，音乐人潘婷谱曲。最后，各洲成员开始练唱，在举办于台湾的年会舞台上，一起用歌声彼此凝视。
“我们一直有各式各样的活动，从不间断，但缺乏一种展现凝聚精神的象征。这首歌从诞生到最终在舞台上呈现，并不是我交给大家的任务，而是我们一起完成的一件事。它不是陪衬，而是本体。”
“繁星从世界不同角落聚拢”——这是《世青之歌》开头首句歌词，成了无数人心中的定锚。来自各地的青商领袖们，带着每个国家的故事与心情，一起唱着同一句歌词，那是一种情感的同步，也是一场身份的确认：我们从不同地方而来，却同属一个群体。
林维洋说，文化不是气氛，也不是附属，而是一种治理的方式。它不是靠规则与结构来统合人，而是用象征、情感与行动，把人拉近：“《世青之歌》是一个组织开始拥有自己文化语言的起点，也是我能为它留下的东西。这首歌写的也不只是世青的过去，更关乎它想成为什么样子的未来。”
一位风格独具的领导者
在许多青商副会长与各洲干部眼中，林维洋是一位风格鲜明的领导者。他所推动的，不仅是跨国合作的形式创新，更是一种心灵层次的连接与精神支持。
世青代表大洋洲的副会长黄致霏（Christof Huang）表示，林维洋擅长用文化作为沟通与疗愈的媒介，不仅串联了来自六大洲的产业，也在无形中让青商成员之间看见彼此的理念，让所有人的距离更为贴近：“在与 Andy 并肩作战的这一年，我们不只是伙伴，更像是同赴战场的兄弟姐妹。他总用他最擅长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被理解、被陪伴，也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不是孤军奋战。”
来自北美洲的副会长曾瑞瑜（Lisa Tseng）谈到与林维洋的互动时，则强调深深感受到他想推动改变的决心：“Andy 不是那种要求别人接受的领导者，而是会先自己跨出一步的人，与他共事，我看见了‘合作’这两个字的新范畴，也看见了各种做事的方法，这一切让我学到很多，也更相信这个世青组织的未来。”
来自中南美洲的副会长蔡镇光（Andy Tsai）则特别提到他与林维洋共同推动“以乐会友”的跨国演奏活动：“音乐成为我们与各地青商与侨胞沟通的语言，不管彼此身处哪一洲、讲哪种语言，只要旋律响起，就仿佛跨越了所有隔阂。我很感谢能在这一年里与 Andy 并肩，为文化与青商的国际连接，创造新的路径。”
代表亚洲的副会长李嘉鸿（Hon Lee）提到，大家奔走于各州、参与不同地区活动与会议，像是一场场持续不断的交流与成长，尤其林维洋会引导干部们思考“如何把商会的资源与方向，转化为地方真正需要的行动”。他深刻感受到每个各国分会都开始主动连接、互相支援，看见了改变正在发生。代表欧洲的副会长张敬伟（David Chang）也说，在林维洋的推动下，世青整体出现了新的朝气，整体往更有活力的维度上发展。
代表各州的副会长，一起勾勒出的林维洋，确实是一位不同于以往会长形象的领袖，他没有改变组织的结构，却改变了彼此相处的方式。他不靠声量说服人，而是用节奏、温度与行动，让成员愿意更靠近彼此，而这也正是他在卸任之际，想为大家留下的。
林维洋：促成合作，要让事情真的发生
在林维洋的词典里，合作从来不是一纸协议的结果，也不是在会议桌上谈出来的利益交换。它发生在行动里，可能是一场饭局之后的一个回应，也可能是演出后台的一句认同，都是在彼此毫无利益关系时，愿意主动牵起双手的那一刻。
从商会会长的角度，他总是在适当的时候，把合适的人介绍给对的人。越南的精品咖啡豆，通过他的牵线，走进了纽约高端市场；来自日本的医美品牌，原本难以进入美东医疗体系，通过他认识了当地愿意尝试新产品的诊所；一家来自日本的科技公司，旗下基金会支持的文化剧作，因为他的一通电话，得以登上澳洲大型会议舞台的开幕演出。
林维洋说，这些合作都不是 KPI，也不是“年度亮点”，它们甚至从未被公开大声宣布。因为在他的逻辑里，“让事情真的发生”，才是唯一重要的事。而为了“让事情真的发生”，担任世青会长这一年，他飞遍六大洲，即使疲惫，他还是甘之如饴，因为他知道，只有人到了现场，关系才会产生：
“只有彼此看见对方愿意付出的样子，连接才会有根。而所谓的合作，不是简单的结果，而是点点滴滴的过程里，累积出来的信任，最后开了花。”
下一个目标：一所立足亚洲、连接世界的国际艺术学院
“我想在台湾，建立一所真正面向全世界的艺术学校。”讨论到未来计划，林维洋坚定地说。
林维洋所构思的，不是一所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学院，而是一个融合音乐、戏剧、舞蹈、跨域创作与文化科技的崭新教育场域。这所学校将打破单一科别的分野，重构艺术教育的架构与内涵。它不仅重视技艺的培养，更重视创意的生成、文化的对话与国际的实践。这将是亚洲第一座以国际为坐标、以文化为底蕴的高等表演艺术学院。
他的规划早已开始，目前他的团队正在寻找一所即将退场的大学作为转型基地，期望以最快的方式启动这项计划，通过承接与再造，让资源迅速整合，在有限的时间里打造出具有全球视野与区域深度的学院型机构。
“校址设于台湾，同时放眼整个亚洲乃至世界，成为来自各国青年艺术人才的交汇点。”他强调，这所学校并非只是台湾的，更是亚洲的、世界的，“现在世界一流音乐学院的学生，有一半来自亚洲。未来艺术的重心，一定会从欧美转移到这里。”
在林维洋心中，这个梦想不仅是对艺术教育现状的补足，更是一场文化地景的重绘。他希望有一天，世界各地怀抱梦想的年轻人，会选择来台湾学习创作。他们将在这里接受亚洲最前端的艺术训练，也将在生活与互动中，理解这座岛屿的价值与气质。他们不是过客，而是文化的承载者、记忆的携带者，将台湾的故事带回世界，也将世界的风景带进台湾。
“这所学校，对我而言，并非只是教育机构，更是一种文化的基础设施。它是一场我人生后半场的长征，一座让台湾在全球文化地图上发声的起点。当文化成为语言、成为桥梁，这所学校，就是那个让一切发生的地方！”
真正深远的影响，不是改变制度
在这场不属于典型领导者的旅程中，林维洋用一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真正深远的影响，不是改变了什么制度，而是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他卸下世青会长身份，没有留下太多口号与成绩单，留下的是一种气氛，一种彼此愿意理解的状态。或许，那是“音乐家”更擅长做到的事，也是文化真正的力量。
林维洋离开的位置，依旧是流动的。但他带出的那种节奏，已经在许多人心里，悄悄地留下了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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