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科技竞逐从产品性能走向制度韧性与基础设施能力，科研体系的意义也正在被重新界定。人工智能早已超越单纯的应用层工具，如今逐渐成为算力、数据与算法交织的底层架构；高效能运算从研究资源延伸为支撑产业升级与政策决策的重要能力。半导体除了产业优势之外，也牵动供应链安全与国际合作节奏。
这种转变意味着，科技发展的核心已不仅是突破与速度，更关系到整体结构是否稳定、制度是否成熟，以及能力是否能在时间中被持续累积与验证。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科研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也从技术执行者逐渐转变为能力整合者与秩序参与者。
国家实验研究院于 2025 年更名为 National Institutes of Applied Research（NIAR），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一次定位重塑。这项更名并非品牌调整，同时也是一种角色宣示。作为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辖下最大的法人机构，NIAR 不仅承担”构建研发平台、支持学术研究、推动前瞻科技、培育科技人才”等四大任务，更肩负将多元科技能量转化为可长期运作架构的责任。
从生命科学到半导体研究，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到智能机器人整合，NIAR 所面对的已超越单一领域深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多层次能力之间建立稳定连结，使不同节奏的科研活动能在同一治理框架下协调前进。这种整合能力，成为衡量一个科研体系成熟度的重要指标。
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国家实验研究院院长蔡宏营博士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不只是短期内成果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让科研体系具备长期承载能力。他认为，真正的竞争关键不只是速度，更取决于结构的完整度与稳定度。
“当科研能力被纳入清晰的治理架构之中，技术突破才能不因人事更替或外部波动而失去方向；当制度运作具有透明度与连续性，国际合作才能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对我而言，科研是一种需要时间沉淀的公共能力。正是在这样的思维下，NIAR 的转型与未来布局，开始展现出超越单一专案的战略意义。”
ACDRC：从专案合作走向长期运作机制
谈到先进芯片设计研究中心（Advanced Chip Design Research Center, ACDRC）的成立，蔡宏营博士说，台湾其实并不缺乏芯片设计能力，问题在于既有的国际合作模式已经难以支撑更深层次的连结。过去科研体系在对外合作时，多以单点研究计划为核心：双方团队在特定主题下合作、完成阶段成果、发表论文或技术报告，计划结束后便各自回到原有节奏。这种模式在知识交流上有效，但难以积累跨国产业链布局与人才循环机制。
“合作一旦缺乏后续衔接，成果即便亮眼，也无法形成长期影响力。ACDRC 的出现，正是为了回应这种’专案完成即终止’的结构性断裂。”
外交部委托 NIAR 执行 ACDRC，本质上是希望建立一个具延续性的合作平台，而不是单一研究成果展示场。它将芯片设计研发、人才培育与产业落地三个面向纳入同一运作框架，使合作逐渐延伸至实验室之外的层级。
在计划当中，台湾研究团队赴捷克建立实质合作节点，捷克高阶技术人才来台参与长期实习与训练，双方产业单位同步接轨，透过这种双向流动设计，研究成果不只产出於学术层面，也能转化为企业应用与市场机会。ACDRC 的价值因此体现在”持续运作”四个字，而不是某一阶段的亮点数据。
蔡宏营博士也指出，更关键的是，ACDRC 正在验证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模型。当台湾 IC 设计新创能透过此平台进入欧洲汽车与资安供应链，并与当地学研单位形成长期研发关系，合作逐渐降低对政府计划周期的依赖，并转向市场驱动与技术深化的循环。
“这种循环让双方在共同投资与共同承担中建立信任，也让人才培养成为合作核心资产，而非附属成果。ACDRC 也因此成为一项制度化尝试，将研究、产业与跨国布局整合在同一架构之中。”
NIAR 八大研究中心构筑跨域协同的科研整体能力
综观整体研发布局，NIAR 辖下的八个国家级研究中心分属截然不同的技术领域，但它们的真正价值并不只体现在专业分工本身，更体现在彼此之间的能力链结方式。
在环境科技领域，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NCREE) 透过结构验证与数据分析，提升建筑安全与防灾能力；台湾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Taiwan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TORI) 则在地质调查与海域资源分析上提供决策依据。
数字与产业层面的能力链结更为关键。在资通讯科技领域，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 (Taiwan Semiconductor Research Institute, TSRI) 深化制程与设计技术，并透过实验验证强化应用可靠度；国家仪器科技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Instrumentation Research, NCIR) 则确保精密量测与设备自主能力，使前瞻研究具备可验证性与可复制性；国家高速网络与计算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NCHC) 提供大规模数据处理与高效能运算基础，使半导体设计仿真与大型模型训练得以进行。当算力、设计与验证能力在同一架构下协同运作，技术推进便形成完整流程，而非单点突破。
在生医科技领域，国家生物模式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Biomodels, NCB) 所建立的模式系统与实验条件，为新药研发与精准医疗提供稳定基础；这些看似独立的任务，其实共同构成国家层级的环境与基础安全能力网络，使科研成果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也能直接支撑公共治理。
在科技政策领域，科技政策研究与信息中心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 STPI) 所提供的科技趋势分析与政策评估，确保技术发展与制度环境相互衔接、协同演进。此外，预计於今年四月成立的智能机器人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AI Robotics, NCAIR)，将整合 AI、传感与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推动跨域技术导入实际场域测试与应用优化。
蔡宏营博士指出，这些能力之间形成一条由研究到验证、由设计到落地的运作链条：”真正的关键除了某一单位的技术高度，也在于各单位之间的协同节奏是否稳定。当能力彼此衔接而非彼此竞逐，科研体系便逐渐从专业集合发展为一个能持续输出整体解决方案的平台。”在此架构下，国研院不仅呈现各中心的独特价值，更以整体战略视野整合学研资源，扮演”学研台湾队”的领航角色，携手国内外伙伴，共创科技无国界的新局。
在变动之中定义科研的方向
科研体系面临的真正难题，往往出现在方向选择的时刻。当资源有限、议题多元、技术演进速度不一致时，决策者必须在不同可能性之间作出判断。蔡宏营博士认为，科研领导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为组织设定明确的时间尺度。
“某些研究项目三年内便可产出应用成果，某些基础设施建设则需十年以上投入才能显现价值。如果没有清晰的时间层次规划，资源将被短期压力牵引，长期布局难以维持。决策节奏因此成为科研发展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在实际运作上，这种节奏管理体现在资源配置与优先顺序的安排。对于高风险但具潜力的前瞻技术，NIAR 采取分阶段投入策略，在早期验证后逐步扩大规模，避免一次性承担过高成本；对于已有成熟基础的领域，则强化系统整合与跨域连结，使既有成果能转化为实际应用，”这种动态调整方式，使研究方向能随环境变化而修正，但不致於偏离整体发展轨道。决策的过程，是在既定原则下不断进行校准。”
此外，科研决策还涉及风险承担与公共责任的平衡。当研究关系到公共资源使用与国际合作布局时，透明程序与明确标准尤为重要。透过制度化评估与多方讨论机制，重大计划在启动前便经过多层检视，使决策过程具备可追溯性。这种治理方式不追求速度，而强调合理性与可持续性。
蔡宏营博士也表示，科研领导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为组织设定明确的时间尺度：”对我而言，领导的价值在于确保每一次选择都经得起时间检验，而不是频繁宣布新计划。科研方向一旦确立，便应稳定推进，而非因外部舆论或短期趋势频繁转向。”
蔡宏营：国际科技合作布局包括算力基础与跨域整合
蔡宏营博士指出，展望 2026 至 2027 年，NIAR 的国际科技合作将进一步聚焦于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与跨域技术整合。国网中心云端算力中心的正式运作，意味着台湾已具备支撑大型 AI 模型训练与高强度仿真的能力。这项基础设施的战略意义，在于为跨国团队提供可实际使用的共同平台，使合作能够超越单次研究专案。
“当国际合作伙伴能在同一算力环境中进行模型训练、数据分析与测试验证时，合作的效率与深度自然提升。算力因此成为合作的实质基础，而非附加条件。”
此外，在新世代半导体与硅光子等前瞻领域，NIAR 亦规划深化跨区域研究联盟。这些技术涉及材料创新、制程优化与系统整合，必须结合多方专业能力才能推进。蔡宏营博士特别强调，透过与欧洲科研机构的长期连结，双方可在设计验证与应用开发层面形成分工协作模式，使研究成果更快进入产业实测阶段，这一类的合作强调互补而非竞逐，目标在于共同提升技术成熟度，而非争取单方主导地位。
蔡宏营博士在采访尾声也谈到，智能机器人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应用整合进入新阶段，而透过整合 AI 算法、传感技术与控制系统，研究成果也得以在真实场域反复测试与优化。
“未来两年，NIAR 将推动更多场域型合作专案，使技术直接对接交通、制造与能源等应用场景。这种由算力支撑、由跨域技术整合推动、并由实测场域验证的合作模式，将成为台湾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特征。我期望透过这些具体布局，NIAR 能在全球科研网络中形成稳定存在，让台湾的技术能力在实际应用中被持续看见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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