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半导体产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范式转移。过去三十年，这座科技王冠上的宝石遵循着效率至上的全球化分工逻辑，台湾专注制造、美国掌握设计、欧洲深耕设备与材料。然而当芯片从工业元件升级为国家战略资源，供应链韧性与技术主权成为新的关键词，一场围绕人才、技术与产业生态的竞合赛局，正在重塑国际合作的游戏规则。
在这场全球半导体版图重组的浪潮中，一个由台湾外交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支持，横跨台湾与捷克的跨国人才培育平台“先进芯片设计研究中心（Advanced Chip Design Research Center, ACDRC）”，正以独特的结构性合作模式，悄然成为连接欧洲与亚洲高阶技术生态的战略节点。
ACDRC 台湾方由国家实验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Applied Research, NIAR）推动；捷克方代表单位则为捷克网络安全中心（CyberSecurity Hub CZ），该单位系由马萨里克大学、布尔诺理工大学、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学组成的联合团队，其中的关键领军人物包括布尔诺理工大学微电子学系系主任 Jiří Háze 博士（同时担任 ACDRC 中心主任），以及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学教授微电子系副院长 Jiří Jakovenko 博士。
Jiří Háze 在接受英国全球企业家媒体 The Icons 时表示，ACDRC 不仅是一个学术合作框架，更是一个整合研究、教育与产业参与的结构化平台，在供应链韧性与技术主权成为全球优先议题的当下，这项倡议强化了欧亚合作的战略纵深。Jiří Jakovenko 则从另一个视角指出，台湾拥有高度整合的半导体生态系，而捷克的教育传统则以深厚的理论基础见长。这两种模式的碰撞，产生的不是谁取代谁的竞争，而是彼此赋能的化学反应。
两种教育典范的相遇，催生人才培育的新形态
如果将台湾与捷克的高等工程教育摆在一起比较，会发现两者几乎处于光谱的两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高度集中，从设计、制造到封测形成完整的垂直供应链，大学教育与产业需求之间几乎没有缝隙。学生在大学阶段就已进入无尘室、参与企业项目、熟悉工业流程，让许多毕业生在进入职场时已能迅速融入实际工作环境。
对于这种模式，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学教授暨电机工程学院副院长 Jiří Jakovenko 表示，台湾的大学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连结相当紧密，“学生在大学阶段就能接触实际制程与企业项目，因此当他们进入职场时，往往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实务能力。”
捷克则代表了另一种欧洲传统。这里的大学教育强调理论深度与系统思维，学生在微电子学、电路设计、材料物理等基础学科上打下扎实根基，但与产业现场的距离相对遥远。Jiří Jakovenko 在解释这种差异时指出，捷克工程教育的优势在于培养学生对系统整体的理解能力，他们知道芯片为什么这样设计，而不仅仅是如何制造。但在台湾的合作中，他们看到另一种可能性，让学生在求学阶段就接触真实的工业问题，这种应用驱动的学习体验，是纯粹课堂无法提供的。
Jiří Háze 则从结构层面分析这种互补性的战略价值。他观察到，台湾的合作伙伴欣赏捷克学生在解决问题时展现的理论深度与系统性思考，而捷克方面也看见台湾模式透过产学紧密结合，能够大幅缩短人才从校园进入职场的距离。
在他看来，ACDRC 的设计正是希望让两种模式形成协同效应，让双方在合作中吸收彼此的优势，进而发展出新的培养方式。
从协议到实践，跨国合作的真实验证
任何国际合作都面临一个核心挑战，如何让书面上的协议转化为真实的学习经验与研究成果。ACDRC 的应对之道，是透过 WP3 人才培育与 WP4 研究合作两个结构化工作分群，将合作细化为可执行、可衡量、可持续的具体行动。
Jiří Háze 详细说明了这种运作模式。在 WP3 框架下，捷克教师与台湾的大学和半导体领域新创企业共同进行课程咨询、学生联合指导、研究协调以及产业导向项目。这并非单向的输出或输入，而是双向的知识流动，“例如当捷克方面规划一门新的微电子课程时，会参考台湾产业界的实务需求，而台湾合作伙伴在设计研究课题时，也会融入捷克团队在系统设计层面的理论洞见。”
WP4 则聚焦于研究层面的整合。与传统的学术合作不同，这里的研究课题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应用导向的目标。Jiří Háze 指出，WP4 的活动结构刻意将学术成果与产业需求对齐，确保研究不仅止于概念验证阶段。那些与台湾产业伙伴直接合作的项目，尤其具有落地潜力，因为从第一天起，团队就必须考虑技术要求与市场条件。
这种结构化的合作模式，正在改变学生对国际经验的理解。过去跨国学习常被简化为文化体验或语言练习，但在 ACDRC 的框架下，学生进入的是真实的研究环境与产业现场。Jiří Jakovenko 分享学生的反馈时提到：“参与计划的学生普遍认为，最大的收获是有机会理解完整的开发链，从设计、模拟到测试和部署。在台湾的研究环境中工作，不仅强化了他们的技术适应力，更培养了全球思维和国际协作的自信心。”
合作的关键转折，从短期交流到制度性连结
任何跨国合作都会经历一个关键转折点，当参与者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性的项目，而是一个值得长期投入的制度性框架。对于 ACDRC 而言，这个转折发生在合作进入第二年之际。当第一批学生从台湾实习归来，当共同指导的论文开始发表，当产业伙伴主动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参与者才真正体会到结构化合作的深层价值。
Jiří Háze 回顾这个过程时指出，ACDRC 发起的多项活动已经超越了短期交流的形式。WP3 框架下的常态化培训活动、WP4 内持续扩大的研究合作，以及 2026 年已获批准的后续计划，都显示合作正在走向制度化。当合作伙伴愿意在既有工作群组内申请额外的活动和延续项目时，这意味着他们将此视为可持续的关系，而非实验性的尝试。
这种制度化的意义不仅在于时间的延续，更在于信任的累积。Jiří Háze 认为：“在半导体这样高度敏感且竞争激烈的领域，跨国技术合作往往面临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外流疑虑、商业机密等敏感议题。只有在长期合作中建立的互信基础，才能让参与者跨越这些障碍，进入真正的知识共享阶段。”
Jiří Jakovenko 从实务角度补充：“双方共同指导博士生时，大家必须对研究目标、成果归属与发表策略建立清晰共识。这样的合作本身就需要时间与互信。一旦默契逐渐形成，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也会明显提升。之后讨论的重点，往往会转向如何让合作发挥更大的价值。”
从实验室到市场，创新转移的新路径
半导体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存在着一条著名的“死亡之谷”，许多实验室里的突破性成果，因为无法跨越商业化的门槛，最终停留在论文与专利之中。ACDRC 的设计逻辑，正是要透过跨国合作缩短这条转移路径。
Jiří Háze 解释这背后的思考。在捷克和欧洲，从学术研究迈向市场应用的过程，往往仰赖大学、产业伙伴和应用研究组织之间的紧密协作。ACDRC 透过促进产业于早期阶段即参与、联合项目规划以及结构化双边合作，有效强化了这个过程。当研究团队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的工作可能被应用于真实产品，思考方式就会不同，他们会更关注可制造性、成本效益、技术成熟度这些实际问题。
这种应用导向的研究模式，正在改变捷克学术界的传统思维。过去研究品质往往以论文发表数量与学术引用作为主要衡量标准，但现在越来越多年青学者开始关注研究成果对产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Jiří Jakovenko 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参与 ACDRC 计划的博士生与博士后研究人员，在求职市场上往往更具竞争力。除了学术成果之外，他们同时具备与国际团队协作、理解产业需求，以及将研究转化为实际解决方案的能力。这类兼具学术与产业视角的人才，正逐渐成为欧洲高技术产业极为重视的资源。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ACDRC 正在形成一条连接学术研究与产业应用的创新转移通道。Jiří Háze 在总结这个观察时指出，透过连结两个高度互补生态系中的学术团队与产业伙伴，ACDRC 让实验室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距离明显缩短。这项合作同时带动人才培养、创新转移与产业竞争力的累积。
近期一个具体的案例是参与 ACDRC 计划项下双边研究的台湾新创公司振生半导体 Jmem Tek，已于去年底在布拉格设立子公司办公室，并将在四月举行开幕活动，预计邀请台捷双方的产官学研代表共同见证。
这家专注于半导体技术创新的新创企业，正是透过 ACDRC 搭建的合作网络，从学术研究连结到产业实践，最终在欧洲市场落地扎根。从实验室构想到商业部署，从学术交流延伸至实体投资，这个发展轨迹充分展现 ACDRC 作为创新转移平台的实际效能。
下一轮十年，建构欧亚半导体人才枢纽的想象
当被问及对 ACDRC 未来五到十年的愿景时，两位教授的思考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方向，让这个平台从双边合作进化为欧亚半导体与信息安全人才培育的常设枢纽。
Jiří Háze 描绘了这幅蓝图：“我希望 ACDRC 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联合博士培训平台、产业导向研究计划的孵化器，以及连接学术与产业伙伴的协同创新机制。未来这个平台也能逐步向更多欧洲与亚洲伙伴开放，让合作网络持续扩展。”
Jiří Jakovenko 则从欧洲视角补充这项愿景的战略意义。他指出欧洲正在重新思考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布局，从欧洲芯片法案到各国的人才培育策略，都在寻求建立更具韧性的生态系：“在这样的背景下，ACDRC 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模式。这个模式透过整合既有优势，形成一套跨国协作的结构性框架，而不是从零开始建立新的机构。这种轻量化但制度化的合作模式，或许正是未来高技术领域国际合作的发展方向。”
Jiří Jakovenko 最后补充说，在半导体成为地缘政治焦点的时代，人才培育早已超越教育政策范畴，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战略。当各国忙于筑起技术壁垒、争夺有限人才之际，ACDRC 展示了一条不同的路径，透过结构化合作释放互补优势，让人才在跨国协作中成长，让创新在知识流动中发生。
Jiří Háze 也为访谈做总结表示，真正的技术主权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而是具备参与全球协作并从中获益的能力。这句话或许为这个时代的半导体竞合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注脚。
精选推荐：
